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我国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

三、社区共享资源的增加要成为住房改善的重点目标 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决定，在住房建设和住房改善的目标上，要从室内的面积增加更多地转移到室外的配套条件等共享资源的质量改善和数量增加上，要从单纯的住得大更多地转移到住得好方面来。

第三，这种情况已经预示着高速增长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民生建设为中心，不能为下一步改革制造障碍。我的观点是，2009年世界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即使是正增长也不会超过l%。

在保护基本农地基础上，如果让宅基地可以一定比例的与经济适用房等城市房地产进行置换？宅基地是闲置资产，能不能将其金融化成为有收入的资产？从而撬动土地对应的那部分资产负债表。从美国转到欧洲，东欧问题严重化。会不会出现日本的长期萧条现象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见底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就能马上进入复苏？会不会出现日本的长期萧条现象？这个问题令各国最为头痛。进入 曹远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危机 。现在美国已开始启动好银行、坏银行分离等措施，这与中国曾进行过的银行改革、剥离不良资产一样。

在过去的全球化结构中形成了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三个板块：一个是亚洲国家依靠低成本被纳入全球化，它们降低了通货膨胀，拉低了全球物价，在为全球低通胀高增长的局面做出贡献的同时，从中获益。这与1998年-1999年的-情况基本一样——两次探底，但是探底之后的情况很难预测。在当今世界上，也找不到哪一个国家不向生产建设领域注入任何财政资金的记录。

但是，稍做一点字义的对比，就会发现，国家是一个集合的概念。政府履行的公共职能，不能不包括生产或提供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政策取向正在由区别对待走向国民待遇。所有这些变化，归结起来实质是财政运行格局趋向于公共化的具体体现，表明财政收支运作的立足点由主要着眼于满足国有经济单位的需要扩展至着眼于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财政收支效益的覆盖面由基本限于城镇企业和居民延伸至城镇和农村的所有企业和居民。

比如，在一些党政机关颁发的文件甚至一些学术刊物中，只是把公共财政与以往的财政概念作了简单置换。在税收负担和支出投向安排上，要一视同仁、无差别地对待所有的企业和居民。

公共则是一个定性的概念。如果说我们曾在相当程度上将我国的财政视作国有财政并将其作为自家院落内的收收支支加以运作的话，那么，市场取向的改革带给财政运行格局的最根本变化就是，自家院落内的收收支支演变成全体社会成员范围的收收支支，故而要按照公共的规则、公共的理念来运作。更带有普遍性的是，将生产建设财政与公共财政相对应，进而将公共财政建设理解为财政支出退出生产建设领域或逐步从生产建设领域退出。也就是说，财政一词本身就包含了公共收支或公共收支活动的意义。

迄今为止，伴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我国的财政运行格局至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深刻变化：财政收入正在由取自家之财走向取众人之财。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关财政税收政策的基本表述是区别对待。与此同时，用于养老保险基金补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等社会保障性支出上升至17%，用于科教文卫事业项下的支出增长到了18.2%。并且，国家财政的钱主要投向国有经济单位。

因为，有别于家计(家庭部门的收支)和财务(企业部门的收支)，财政从来指的都是政府部门的收支或收支活动。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公共财政建设应当也必须牢牢把握财政的公共化这个基本目标。

换句话讲，在过去的20多年中，即便我们最初并没有提出公共财政的概念，但财政改革与发展的道路始终是踏在公共化的印迹上的。搞市场经济了，财政支出要以公共事业领域为主要投向，因而要逐步减少对生产建设领域的支出。

加上专门投向国有经济单位的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弥补亏损支出以及为国有企业诸如职工住房、医疗服务、子弟学校、幼儿园和其他属于集体福利设施的投资提供补贴的支出等，花在国有经济单位上的钱，便成了整个财政支出中的大头。也就是说，这些年来，在我国财政的总体运行格局上，来源于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大幅度减少了，其他经济成分的缴款份额迅速上升了;专门投向国有经济单位的支出份额大幅度减少了，覆盖多种所有制经济单位利益的支出迅速增多了;旨在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扶持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安排减少了，着眼于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安排增加了。财政支出正在由办自家之事走向办众人之事。倘若真的如此简单，且不说20多年付出的探索成本与实得效益严重不对称，而且也确有同义反复、画蛇添足之嫌。这既是我们对于过去财政改革与发展历程的基本概括，也是我们对于公共财政实质意义的基本理解。也有人将公共财政同国家财政对应起来，做了定语上的置换，凡是过去使用国家财政概念表述的地方，均被相应替换成了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概念的形成，只不过是以此为基础、将以往摸着石头过河般的探索提升为逼近公共化目标的自觉行动罢了。进一步看，如果把公共财政建设仅仅归结为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而不是包括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财政政策在内的整体运行格局的根本性变革，那么，公共财政建设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的财政支出因主要投向生产建设领域而被概括为生产建设财政。到2003年，基本建设支出所占比重已经下滑至13.9%。

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生产或提供，肯定属于生产建设支出系列。并且，来自后一方面缴款的份额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增长态势。

对于公共财政一词，人们并不陌生。私营企业的税负重于集体企业，集体企业的税负重于国有企业。谁都不能否认政府投向诸如公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出属于公共性质的支出。公共财政显然指的是财政收支或财政收支活动的性质是公共的。

就支出一翼论，1978年，在全国财政支出总额中，用于基本建设项下的支出(形成国有资产)占40.4%。到2003年，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已经是三七开：国有经济单位对财政收入的贡献退居29.5%，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多种所有制企业以及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个人的缴纳，占到了70.5%之多。

就收入一翼看，1978年的时候，全国财政收入的86.8%来自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就好像电脑的文字处理替换功能，凡是过去使用财政概念的地方，统统被替换成了公共财政。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围绕公共财政问题展开的讨论，到90年代初财政管理部门将其引入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和税费制度改革的实践，再到90年代末中央明确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以及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健全公共财政体制的战略部署，它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而在今天，取而代之的提法是国民待遇

过去若干年间，正是由于政府把职能重心放在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责任，造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平衡，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不同步，普通百姓住房、医疗、养老、上学等负担沉重。这是值得每个中国人足以欣慰的事。中国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就是必须解决政府与民众之间权力关系问题。而建设责任政府，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实现公民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政府则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深刻转变，保证政府使用权力服从于人民的意志，并始终对人民负责。

钓鱼执法、野蛮拆迁、司法不公等事件仍然在恶化着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社会领域的诸多怪像，相当程度上仍然在抵销经济增长的光环。这背后可以有多种解释。

2009年在中国经济史上肯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只不过，在普通劳动者工资占比不断下降、大量临时性就业大学生成为城市边缘的蚂蚁一族、更多人因为危机而心忧自己脆弱的饭碗可能不保的背景下，这一头衔显得有些刺眼。

也正是在反危机保增长的过程中，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最后，我们还看到，腐败仍然在侵蚀着国家的肌体，而多少人呼吁的官员财产公开这样一个简单的阳光法案在酝酿多少年后也没有出台。